“陈桑，你觉得这次扫荡能成功吗？”她忽然抬起头，直直地看着他，目光里带着一种天真的、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光。
陈默放下筷子，看着她的眼睛。“我不是军人，不懂这些。”
“但你懂经济啊。”中村幸子歪了一下头，“打仗打的就是钱和物资。你觉得日本还能撑多久？”
这个问题比之前所有的加起来都要危险。一个日本女人，问一个中国人日本还能撑多久。这不是聊天，这是测验。他在测谎仪面前表演过了，现在又要在这张饭桌上再演一遍。
陈默在心里飞快地权衡了一下。
如果说“能撑很久”，会显得他在讨好日本人，不像一个正常的中国人。如果说“撑不了多久”，又会显得他太乐观，不像一个在特高课工作的雇员。他需要一个中间立场——不偏不倚，不冷不热。
“我只是一个做经济分析的，”他说，“大方向上的事，看不到那么远。”
中村幸子看着他的脸，看了两秒，然后笑了。“陈桑说话真谨慎。不过谨慎是好事，在这个地方，不谨慎的人活不长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，像是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闲话。但陈默听出了弦外之音——她在告诉他：我知道你活得很小心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小心。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。
周五下班后，陈默回到安全屋，把中村幸子说的话全部记了下来。
秦雪宁在一旁看着，等他写完了才开口：“你觉得她是故意泄露给你的，还是不小心说漏嘴的？”
“故意的。”陈默把钢笔帽拧上，放在桌上，“她在试探我的反应。如果我对扫荡很感兴趣，说明我在收集情报，说明我有问题。如果我对扫荡不感兴趣，那她会用别的方式继续试探。”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“让她以为她成功了。”陈默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“让她觉得她套到了我的话，但我其实什么都没说。她说扫荡的事我就听着，问我的看法我就糊弄过去。时间久了，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对政治军事不感兴趣的、只关心自己那点小日子的普通职员。”
秦雪宁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“怎么了？”陈默问。
“没什么。”秦雪宁低下头，把桌上的纸收起来，“我只是在想，你对着那个女人演戏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谁。”
陈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窗外又开始下雨了。上海的一月总是这样，雨下个不停，像个哭不完的孩子。雨点打在窗玻璃上，模糊了外面的霓虹灯光，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暧昧的粉红色。他在想秦雪宁刚才说的那句话——会不会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谁？不会。因为他从来都知道自己是谁。问题是，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知道。
中村幸子以为她在一层一层地剥开他的壳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那层壳底下什么都没有——或者说，只有一面镜子。她剥到最后，看到的是自己的脸。
.....
根据地的回电是在凌晨两点到的。秦雪宁把耳机摘下来的时候，脸色白得像墙上那层旧石灰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陈默正在桌边削铅笔，刀刃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一转，木屑卷曲着落下来，露出里面的石墨芯。他抬起头，看见秦雪宁的表情，铅笔刀在指间停住了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你发过去的那份扫荡计划，”秦雪宁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像是怕惊醒这栋楼里睡着的每一个人，“组织上核实了。时间不对。日军在苏北的集结，比你的情报提前了二十四小时。”
陈默削铅笔的手悬在半空中，刀刃上还沾着木屑。窗外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只有风，和远处黄浦江上轮船若有若无的马达声。他看着秦雪宁手里那张抄着电报纸，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他眼里忽然变成了一群蚂蚁，在他视线里乱爬。
二十四小时。
他在心里把中村幸子说过的话翻出来重新过了一遍——“好像是关于春季扫荡的事。”那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没有任何破绽，语气自然，内容合理，甚至带着一种女人在分享小秘密时才有的那种亲昵和不设防。但现在回头再看，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在发光，那种光不是真诚的光，是诱饵的光——鱼钩上的蚯蚓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也会发光，那是临死前的反光。
中村幸子没有说漏嘴。那些话，是山本让她说的。
这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测试。山本让中村幸子以“秘书”的身份接近陈默，用“学中文”的借口做掩护，在日常闲聊中“不小心”泄露一份扫荡计划。如果陈默是普通人，他会听过就忘，不会对这份情报产生任何兴趣。如果陈默是鼹鼠，他会把这份情报发给根据地，而根据地一旦根据这份假情报调整部署，就会落入日军的圈套。
山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而陈默就是那颗被捏在指尖、马上就要落到棋盘上的棋子。
“组织上说，日军的实际扫荡时间是三月六日，不是三月七日。”秦雪宁把电报纸放在桌上，推到陈默面前，“你的情报可能是假的。”
可能是假的。不是“可能”，是“就是”。陈默看着纸上那几个字，心里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差点踩进陷阱的人。不是因为他早有预料，是因为在情报这个行当里，假情报就像感冒一样——你不可能一直不得，但每一次得的时候，它都会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。
山本在用假情报试探他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——山本已经开始相信他了。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，不值得用假情报去试探。这是一个悖论，但在这个行当里，悖论就是生存的常态。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秦雪宁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