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没亮的时候，电报来了。
陈默是被预设好的震动叫醒的。那台藏在地板夹层里的迷你收报机，每隔四小时自动开机一次，接收频率在十五秒内扫描完毕。他把它调成了震动模式——无声，安全，只是贴着地板砖嗡嗡地颤，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蜜蜂。
他从枕头下摸出枪，侧耳听了三秒钟。
窗外还在下雨。弄堂里没有脚步声。隔壁那户人家的老钟敲了四响。
凌晨四点。
陈默翻身下床，撬开那块松动的地板砖，把收报机从暗格里取出来。耳机戴上，旋钮调好，一串简短的电码出现在纸上。
他一边抄一边译，手速很快。
译到最后一行时，他的手指停住了。
“另一幅胶卷在鹤处。鹤已失联。三日之内务必找到。重复：三日之内。”
陈默把电报纸凑到台灯下又看了一遍，确信自己没有译错任何一个字。
三天。
鹤失联了。
他把电报纸凑近灯罩，看着纸张边缘卷曲、发黄、最后燃成一团灰烬。灰烬落在地板上，他用脚尖碾了碾，碎成粉末，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
三天，找到一个不知道是谁、不知道在哪的人。
老吴临死前只说了一半——“另一半在鹤手里”。他没说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在哪个城市，用什么身份。
整个上海三百多万人，他要从三百多万人里捞出一个人。
陈默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，把老吴说那句话时的每一个细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“另一半……在鹤手里……”
老吴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在往外冒血，声音含混不清。但他的眼神很定，定得像是知道陈默一定能找到。
鹤。
这个代号他从来没听说过。组织里的人各有各的代号，但大部分他都知道——起码知道谁是谁。鹤能拿到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说明他的位置不低。一个位置不低的人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。
除非这个人是新发展的，或者是从别的系统临时调过来的。
陈默睁开眼，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。
五点二十。
再过三个小时，他得准时出现在特高课的办公室里。昨晚百乐门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整个上海的特务机关都会动起来。他如果迟到，或者表现出任何异常，都会引人怀疑。
这就叫黑色幽默——昨晚差点被日本人打死，今天还得去给日本人上班。
陈默起身，拧开洗脸架上的水壶，倒了半盆凉水。他脱掉上衣，对着镜子检查身上的伤。左腿的擦伤已经结痂了，不算严重。右肩有一块淤青，是在乱石滩上翻滚时撞的。最麻烦的是脸颊上那道被碎砖划出的口子，虽然不深，但位置太显眼。
他用凉水洗了把脸，从抽屉里翻出一小盒粉底——这是沈雪宁留在这里的，女人用的东西，但有时候男人也得用。他对着镜子往伤口周围涂了一层，又用手晕开，勉强遮住了红肿的痕迹。
穿上衬衫，打上领带，套上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。
镜子里的陈默又变回了特高课翻译官陈先生。
八点整，他推开了上海特高课的大门。
大厅里比平时热闹。
穿黑制服的日本宪兵进进出出，走廊里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，脸色都不太好看。陈默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在议论——
“昨晚上百乐门那边，关东军的人动的手。咱们这边事先都不知道。”
“听说打死了一个共党的重要联络员，但跑了另一个。”
“山本课长亲自带队，都没抓住。那人怕不是长了翅膀。”
陈默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脚步没慢也没快。
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，翻开桌上那摞待译的文件。日译中，中译日，都是些日常的电报和报告，没什么价值。但他做得很认真——在这个地方，任何一丝敷衍都可能被解读为“心里有鬼”。
上午十点，有人敲他的门。
“陈先生，关东军山本课长请您过去一趟。”
陈默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，整了整领带。
来了。
山本纯一郎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，门上没有任何标识。陈默敲门，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“入れ”（进来）。
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烟草味。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一张百乐门舞厅的平面图，旁边放着一把没拆封的新枪。
房间里还有一个人——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，戴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。但陈默注意到他的手，指节粗大，虎口有茧，那是长期握枪的痕迹。
山本没抬头，只是用下巴朝对面的椅子点了点。
陈默坐下。
沉默持续了将近半分钟。山本终于抬起头，那双眼睛在烟雾后面眯成一条缝，像某种冷血动物在打量猎物。
“陈桑，”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口音，但很流利，“昨晚百乐门的事，听说了吗？”
“听说了。”陈默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。
“你觉得，”山本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，身体前倾，“是什么人干的？”
陈默和他对视了两秒。
“能在您的眼皮底下跑掉，”他说，“不是一般人。”
山本笑了。
那笑容没有温度，只是嘴角机械地动了一下。他拿起桌上的平面图，在陈默面前展开。
“这个人，从二楼的卡座，穿过厨房的后门，翻过一道矮墙，越过三条弄堂，在苏州河边和我们的人交火，打伤了五个，最后跳河失踪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在图上游走，“陈桑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做到这些？”
陈默的目光落在图纸上，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。
山本在试探他。
如果他的反应太专业，就会暴露自己不是普通的翻译官。如果他的反应太外行，又不符合一个在特高课干了两年的人的阅历。
“当过兵的人。”陈默说，语气不咸不淡，“打过仗的那种。”
山本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继续。”
“我跟他交过手。”陈默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谎话，“去年秋天，在上海站抓捕行动中，有一个共党分子也是这样，翻墙、跳河、一气呵成，我们七八个人都没追上。”
他在赌。赌山本不会去查去年秋天那件事，赌山本对过去的行动档案不熟悉。
山本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钟。
“你和他交过手，”山本重复了一遍，“那如果让你画他的画像——”
“画不出来。”陈默打断他，“那人戴了帽子，从头到尾没看清正脸。”
这个回答其实有风险——一个真心想帮忙的人，不会这么干脆地拒绝。但陈默赌的是另一件事：山本这种人，不喜欢太顺从的下属，适当的拒绝反而显得真实。
果然，山本没有追问。
他拿起那把没拆封的新枪，在手里掂了掂，然后把它推到了陈默面前。
“拿着。”
陈默没动。
“昨晚的事，需要信得过的人去查。”山本靠回椅背，“陈桑，你在佐藤手下干了几年，他告诉我，他一直觉得你是个可用之人。从今天起，你跟着我。”
这不是邀请，是命令。
陈默伸手，把枪拿了过来。枪身还带着包装纸的油脂味，沉甸甸地压在掌心里。
“多谢山本课长。”
从山本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陈默的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。
不是因为害怕。
是因为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离山本更近了，也就离悬崖更近了。那把枪不是信任的象征，是缰绳——山本要把他拴在身边，随时盯着，随时试探。
而他要在这种盯防下，在三天之内，找到一个叫“鹤”的人。
回到办公室，陈默关上门，把那把新枪放进抽屉里。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“喂，周太太吗？我是陈默。今晚的牌局，我可能去不了了……对，有点事情要处理。下次一定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在便签纸上随手画了几笔，然后把纸揉成团扔进废纸篓。
那几笔是一个暗号——“紧急”。周太太是组织在上海的一个外围联络点负责人，她听懂了他的意思。
接下来，他需要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：启动所有备用联络渠道，寻找一个代号为“鹤”的人。
他翻开桌上的文件，开始例行公事地翻译。
窗外的雨还在下。法租界的法国梧桐被雨打得东倒西歪，叶子落了一地，被行人踩成褐色的泥浆。
陈默一边写着译文，一边在脑子里过着另外一份名单。
他把所有可能跟“鹤”这个代号沾边的名字过了一遍——上级、同级、下级，甚至以前牺牲的、被捕的、失踪的。一个一个地过，又一个一个地划掉。
没有一个对得上。
鹤到底是谁？
三天。七十二个小时。
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历。今天是1944年1月2日。
时间在一秒一秒地往下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