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把这个方法练了不下一千遍。在安全屋里练，在失眠的深夜练，在去特高课上班的路上练。练到后来，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——听到任何问题，第一反应不是想答案，是算数。
第二天一早，陈默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，刮了胡子，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镜子里的那张脸平静而坦然，像任何一个即将接受例行审查的普通机关职员。
审讯室在走廊尽头，门开着。
里面坐着三个人。山本纯一郎在桌子左侧，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，手里夹着一支铅笔。中间是一台灰绿色的测谎仪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军官坐在仪器后面，正低头调试旋钮。右侧还有一个位置空着，大概是留给被测试者的。
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陈默不认识的人，穿黑色中山装，五十来岁，脸圆圆的，像个账房先生。他的手被夹子夹住，连着电线，手臂上缠着黑色的橡皮管。他的额头上有汗，呼吸急促而浅。
测谎仪上的指针在不停地晃动，幅度很大，像一只受惊了的兔子在笼子里乱撞。
戴眼镜的军官摇了摇头。山本面无表情地在那本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。那个圆脸的中年男人被带了出去，经过陈默身边的时候，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汗酸味，混着某种说不清的、属于恐惧的化学味道。
“下一个。”戴眼镜的军官头都没抬。
陈默走进去，在那张空椅子上坐下。
戴眼镜的军官把金属夹子夹在他的食指和中指上，又把黑色的橡皮管缠在他的上臂。橡皮管有些紧，勒得血管微微发胀。陈默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在橡皮管下面一下一下地跳动——每分钟大约七十五次，正常，不慌不忙。
山本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陈桑，开始之前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”山本把铅笔放下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目光直直地看过来，像两把没有出鞘的刀，“这台机器不是万能的。它可以测出大部分人的谎言，但测不出一种人——那种连自己都骗过的人。”
陈默看着他的眼睛，心率稳定在每分钟七十五次。
“我不是那种人。”他说。
山本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表情。他翻开笔记本，清了清嗓子。
“姓名。”
“陈曦。”
山本问得很慢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，中间没有停顿，不给被测试者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姓名，年龄，籍贯，家庭成员，教育背景，工作经历，什么时候来的上海，什么时候进的特高课，经手过哪些案件，跟哪些人有过接触。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例行公事，陈默的回答也大部分是真的——至少那些无关紧要的部分是真的。
测谎仪上的指针在缓慢地摆动，幅度不大，像一只在水面上悠闲划水的鸭子。
然后山本忽然换了话题。
“元旦夜，你在哪里？”
陈默的心跳没有加速。不是因为不紧张，是因为他在山本开口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算数了——十七乘以二十三等于三百九十一。三百九十一减一百三十七等于二百五十四。
“在家。”他说。
指针的摆动幅度没有变化。
“有谁能证明？”
“没有。我一个人住。”
这是实话。他在特高课登记的家庭住址是一个人住的公寓。秦雪宁住的那个安全屋，在所有的官方档案里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
山本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，又抬起头。
“你认识老吴吗？”
陈默在心里算：五十六乘以十二等于六百七十二。六百七十二除以八等于八十四。
“哪个老吴？”他的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，像一个正常的、对被问到一个陌生名字感到莫名其妙的人。
山本没有回答，翻了翻笔记本，又抛出了下一个问题。
“你最近有没有跟共产党接触过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提供过情报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代号叫‘鹤’的人？”
“没有。”
一连串的“没有”，每一个都回答得干脆利落，不假思索。测谎仪上的指针懒洋洋地摆动着，像是在打瞌睡。陈默注意到那个戴眼镜的军官的眉头皱了一下——也许是觉得曲线太稳定了，稳定到不像一个正常人的生理反应。正常人被问到这些问题，即使是被冤枉的，也会产生情绪的波动，会愤怒，会委屈，会觉得被冒犯。而陈默的曲线太平了，平得像一条被熨斗烫过的床单。
但皱眉头不等于发现问题。“太正常”不是异常，仪器上显示的数字都在正常范围内，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生理反应“太稳定”就判定他有问题。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山本合上笔记本，目光再次落在他脸上，这一次停留的时间比之前都长，“陈曦，你是不是日本人的敌人？”
这个问题比前面所有的加起来都要险恶。它不是问你是不是共产党，不是问你是不是给共产党送过情报，它问的是——“你是不是日本人的敌人”。
一个中国人，在1944年的上海，在日本人的特高课工作。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？他会恨日本人吗？他会希望日本人战败吗？这些想法不会写在脸上，不会印在档案里，但它存在，深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。
陈默看着山本的眼睛，在心里算了一道最复杂的题——三百八十七乘以四百五十六。他算得很慢，每一个步骤都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地过了一遍。让心跳保持稳定，不要让肾上腺素分泌，不要让掌心的汗渗出。
然后他开口了。
“不是。”
测谎仪上的指针轻轻晃了一下，幅度和之前一模一样。
山本盯着那条曲线看了几秒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陈默站起来，把夹子和橡皮管从身上取下来，放回桌上。经过山本身边的时候，他闻到了一股烟草味，混着一种淡淡的、属于军人的皂香。
他的心跳还是每分钟七十五次。
走出审讯室的时候，走廊里还有几个人在等。他们看见陈默出来，都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有好奇，有紧张，有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。陈默没有看他们，径直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关上门的那一刻，他靠在门板上，闭上眼睛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。
测谎仪测不出他的生理波动，但他知道自己刚才在那间屋子里走了多远。每一个“没有”都像是一步踩在悬崖边上，底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。一步踩空，就是万劫不复。
他还活着。
但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他骗过了测谎仪，还是因为山本故意放过了他。那个戴眼镜的军官皱眉头的那一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脑子里——如果他注意到了曲线的异常，山本不可能注意不到。山本那双眼睛，连蚊子飞过的轨迹都能捕捉到。
那么问题来了。山本注意到了，但没有点破。是觉得证据不足，想放长线钓大鱼？还是根本就是在等他自己露出马脚？
陈默走到桌前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。水已经凉透了，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。他把搪瓷缸子放下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今天要翻译的文件。
手不能停。
脚不能停。
心不能停。
在这个位置上，停下来就是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