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下雪了。
不是那种江南常见的、落地即化的湿雪，是真正的、像北方一样的鹅毛大雪。从中午开始飘，到傍晚时分已经积了厚厚一层。法租界的梧桐树被雪压弯了枝条，偶尔有一坨雪从枝头滑落，砸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噗响。陈默站在窗口看了很久，街对面的屋顶白了，弄堂口的垃圾箱白了，连远处那根歪歪扭扭的电线杆也白了。这座城市在一夜之间变得陌生，像一个人忽然换了一张脸，你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你。
电报是下午到的。秦雪宁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脸色不太好。“组织上有新指示。”她把一张卷烟纸递过来，上面用米汤写了几个字。
陈默接过卷烟纸，凑到灶火边烤了烤，字迹慢慢显现出来——“一号作战补充情报，春节前务必送出。方式自定。”
他把卷烟纸扔进灶膛，看着它卷曲、发黑、化成一小片灰烬。“春节前”三个字像三颗钉子，钉在他脑子里，不疼，但硌得慌。今天是腊月二十一，距离除夕还有九天。上海所有的交通要道从腊月二十五开始就会进入战时管制状态，到时候每一列火车、每一艘轮船、每一条公路都会被严查。他必须在管制升级之前把东西送出去。
秦雪宁靠在厨房门框上，双手插在围裙口袋里，看着他。“怎么送？”
陈默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在想一个问题——安全。不是他的安全，是情报的安全。“一号作战”的补充情报比之前那份兵力部署图更详细，包含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、预备队配置和具体的进攻时间表。这份东西一旦落入敌手，整个计划的成败都会受到影响。不能通过常规的地下交通线送，那条线最近被盯得太紧了，已经有两个交通员失联。也不能用电报发，内容太长，发报时间超过十五分钟，足够日本人的测向车锁定位置。
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——人肉运送。把胶卷带在身上，亲自送到根据地去。
秦雪宁大概也从他的沉默里读出了这个答案。她的脸色变了一下，没有变很多，只是嘴角往下抿了抿，但眼睛里的光暗了。“你要亲自去？”
“嗯。”
“坐火车？”
“嗯。”
秦雪宁转过身，走向灶台，把已经烧开的水壶提下来，给陈默倒了一杯水。水倒得很满，满到杯沿都快溢出来了，她还在倒，像是没注意到水已经满了。陈默走过去，从她手里拿过水壶，放在灶台上。她低头看着那杯溢出来的水，水顺着杯壁流到桌面上，汇成一小滩，像一面小小的、不规则的镜子，映着天花板上的灯光。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她问。
“腊月二十三。小年。我休假七天”
“坐哪一趟车？”
“沪宁线，下午四点的快车。到南京转津浦线，到徐州下车，再转汽车。”陈默把路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像在念一份已经背得很熟的课文，“如果顺利的话，腊月二十七能到根据地。”
如果不顺利的话——他没说，她也没问。不顺利的结果只有一种，不需要说，也不需要问。两个人都心知肚明。那些话说出来太沉，会压得人喘不过气，不如不说。不说的时候，它们只是悬在半空中的阴影，随时可能落下来，也随时可能被风吹散。
接下来两天，陈默在为这趟行程做最后的准备。
他花了一天的时间，把“一号作战”的补充情报缩微成三个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胶卷——不是放在一起，是分开藏。一个藏在大衣纽扣里，纽扣是特制的，拧开之后里面是空心的；一个藏在假肢的关节处，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凹槽，刚好能塞进一个胶卷；第三个藏在皮带的夹层里，从外面看不出来。狡兔三窟，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——这些老话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，像和尚念经，念多了烦，不念又不行。
中村幸子这两天也安分了不少。山本还在查陈公博那条线，周德明被抓之后，特高课又陆续抓了几个跟陈公博有关系的人，审讯室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。中村幸子每天忙着整理审讯记录，中午来送便当的时候明显心不在焉，筷子在碗里杵来杵去，像在搅拌一锅已经糊了的粥。陈默没有主动跟她说话，她问什么他答什么，不冷不热，不远不近。在这种时候，沉默比任何语言都安全。
腊月二十二晚上，雪停了。
陈默站在窗前看外面的雪景。月光照在雪地上，把整条弄堂照得像白天一样亮——不是那种刺眼的亮，是一种温柔的、带着蓝调的、让你觉得一切都不真实的亮。远处的屋顶上，雪积了厚厚一层，像一床巨大的白被子盖在这个城市身上，把所有肮脏的、丑陋的、见不得光的东西都遮住了。
秦雪宁从楼上下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包袱。包袱用蓝布包着，方方正正的，像一包换洗衣服。“给你准备了干粮，够吃三天的。”她把包袱放在桌上，解开布角，里面是几块压缩饼干、一包卤牛肉、两个咸鸭蛋和一小瓶白酒。东西不多，但每一样都刚好用得着——饼干顶饿，牛肉补身子，咸鸭蛋下饭，白酒壮胆。她把它们一样一样地摆出来，像在布置一个小型的展览，每一件都摆得端端正正，间距一样。
陈默看着那些东西，没有说话。
“火车上的东西贵，也不干净。自己带的好。”秦雪宁把包袱重新包好，系了两个结。“路上小心，别跟陌生人说话，别吃别人的东西，别喝别人的水。”她一样一样地叮嘱，像在送一个出远门的孩子——不是像，就是。在这间屋子里，她扮演了太多角色，联络员、战友、室友、保姆。每一种角色她都演得很像，演到后来连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真的。也许都是真的，也许都不是。但这一刻，她是一个送别的人。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陈默穿了一件灰色的厚大衣，戴了一顶深蓝色的绒线帽，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。从镜子里看过去，不像他，更像一个普通的、赶着回家过年的小商人。包袱斜挎在肩上，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假肢藏在手套里。他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每一个细节都没有纰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