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
“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他没有回头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弄堂里的雪还没化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。他的皮鞋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弄堂口。那些脚印很深，因为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他在数步子，从门口到弄堂口是九十七步。九十七步之后，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秦雪宁站在门口，身影被门框框着，像一幅嵌在旧相框里的照片。她举着一只手，不知道是在挥手还是在挡风。
他转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
北站比平时冷清了许多。候车大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几十个旅客，大部分穿着军装，少部分是像他一样的平民。几个日本兵在大厅里巡逻，枪斜挎在肩上，刺刀在日光灯下反着白光。陈默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把包袱放在膝盖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，摊开，假装在看。
四点的火车晚点了二十分钟。广播里用日文和中文各播了一遍，说是“因雪天路滑，列车晚点，请各位旅客耐心等候”。候车大厅里有人骂了一声，用的是上海话，骂的是日本人。声音不高，但够狠。陈默没有抬头，继续看报。
检票的时候，他排在了队伍的中间。不快不慢，不前不后，和大多数人的节奏保持一致。他注意到检票口站着两个日本宪兵，眼睛在旅客的脸上扫来扫去，像两条在找猎物的蛇。轮到他的时候，他把车票递过去，检票员看了一眼，撕了票根，还给他。旁边的日本兵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不到一秒，移开了。
他拿起票，走向月台。
月台上的雪已经铲到两边去了，露出下面的水泥地面，湿漉漉的，反着光。火车停在轨道上，车头上方的烟囱里冒着白烟，和天上的云搅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。他走到第五车厢，上了车，找到自己的座位——靠窗，三人座，他已经是最里面的位置。
车厢里很暖和，炉子烧得很旺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煤烟味和旧皮革味。对面坐着两个穿军装的年轻军官，正在用日语聊天。旁边是一个带孩子的女人，孩子睡着了，靠在她怀里，嘴角挂着一串口水。一切看起来和任何一趟普通的列车旅行没有任何区别。
火车在四点三十二分发车了。
汽笛声响了很长一声，白色的蒸汽从车窗外面飘过，遮住了月台上最后几个送行人的脸。车轮开始转动，先是慢慢地、一节一节地往前蹭，然后速度越来越快，窗外的景物从清晰的变成了模糊的，从模糊的变成了一条条灰白色的线条。
陈默靠在窗边，看着上海在身后越来越远。先消失的是北站候车大厅的钟楼，然后是远处国际饭店的尖顶，然后是法租界那些梧桐树的轮廓。最后连天边的灰色云层都变得模糊了，窗户外面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白。雪又开始下了，雪花从灰色的天空里飘下来，落在车窗上，被风吹成一条条斜线，像有人在玻璃上不停地划着划不完的道道。
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，摸到了那枚特制的纽扣。纽扣在指尖下圆圆的、硬硬的，中间藏着比米粒还小的胶卷。那里面有日军的补给线、预备队、进攻时间表——有成千上万人的生死。
上海已经没有雪了。天还在下。
..........
火车过了昆山，陈默就发现不对劲了。
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，是许多细小的、不值一提的细节拼在一起组成的一种感觉——过道里走来走去的便衣比刚才多了，每个人的目光都在乘客脸上扫来扫去，那种扫法不是漫无目的的闲逛，是猎犬在嗅气味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没有动，报纸还摊在膝盖上，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田野和村庄都被白色吞没了，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灰白。
苏州站停了三分钟，下去了几个人，又上来了几个。陈默透过蒙了一层雾气的车窗往外看，月台上多了一队穿黑色制服的宪兵，站成一排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——不是等什么人，是在等这列火车。这列火车上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，值得在站台上摆出这么大的阵仗？
火车重新开动之后，过道里出现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身影。
山本纯一郎。
他穿着便装，深灰色大衣，没戴帽子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身后跟着两个同样穿便装的特高课行动队员，腰里鼓鼓囊囊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揣了家伙。三个人从车厢连接处走过来，步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在陈默的心跳上。山本的目光在车厢里扫了一圈，没有在任何一个乘客身上停留，但那种扫法本身就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——不锋利，但压上去也能把人割开。
陈默低下头，把报纸举高了一些。
他在想一个问题。山本为什么在这列火车上？他不是在查陈公博的案子吗？不是应该坐镇上海，指挥审讯吗？怎么会出现在一趟开往南京的普通快车上？除非他有更重要的目标。除非那个目标正好在这列火车上。
山本在车厢中部停下来，跟一个穿军装的老年男人说了几句话，那人点头哈腰地笑着，山本面无表情地听完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经过陈默座位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。那一下顿得很短，短到如果不是刻意注意根本不会发现。但陈默注意到了，他的余光捕捉到了山本皮鞋的鞋尖在自己座位旁边停了一停，然后继续往前走了。
过去了。
陈默在心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报纸还举着，呼吸还稳着，心跳还控制在每分钟七十次左右。看起来和一个在火车上看报纸的普通旅客没有任何区别。
但山本没有回到他的包厢去。